萧也牧的《我们夫妻之间》读后感
阅读了萧也牧的《我们夫妻之间》这篇作品后，我认为很多人跟我一样，并不清楚它被指责为“庸俗化”和具有“危险倾向”的原因。就作品本身而言，尽管它带有浓厚的“文学史”烙印，特别是关于夫妻俩为了稿费争论的情节，还有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争吵，居然与“自私自利的农民意识”扯上关系，让我感到既好笑又无奈。但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这个故事仍然生动活泼，人物也都很可爱。正如大家普遍认可的，我认为夫妻俩并不是相互对立、无法调和的双方，相反，小说的主题本来就是探索一个新环境下“进城”的道路。
然而，作者萧也牧因此被批为右派，在五七干校被迫害致死。可以说，《我们夫妻之间》这篇作品将他卷入了斗争的中心。这篇作品被当作现当代文学学习的开篇。通过阅读它，我逐渐理解了它代表的意义以及所处的时代背景。
首先，我看了学者李洁非在《中国文艺报》上发表的评论。从评论中大致可以总结出《我们夫妻之间》引发的事件经过：萧也牧在1949年秋天完成了这篇作品，之后于1950年以“新年号”的名义在当时地位最高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了这篇短篇小说。第一篇批判文章在1951年6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出现，由陈涌撰写，名为《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关键性的文章是出现在《文艺报》的第四卷第五期，李定中署名，题为《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李定中的信是一个转折点。这封信发表后，萧也牧的问题急剧恶化，批判变得有组织起来。从6月25日持续到12月25日，《文艺报》对萧进行了长达半年的批判；发表了11篇各种类型的批判文章，召开了1次批判会议；高潮出现在7、8月份，标志是丁玲的文章和相关座谈会；批判形式多样，有读者来信、专业分析、领导论述、知情者揭发、群众反应、会议发言、个人检讨等。萧也牧被迫离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判为“反革命”，最终在干校被打死。
其实这并不难理解，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了新中国的建立，革命中心转移到城市的问题。正如后来出现的“双百方针”一样，在面对新局势时，需要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改变文艺政策，出现了新观点，也出现了新的文学批评。《我们夫妻之间》就诞生在这样的环境下。它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上，揭示了工农阶层妻子在进城前后的生活状态以及夫妻之间矛盾的产生和解决。关于“城乡差异”的问题，萧也牧描写得非常真实。这些问题至今仍然存在。在我看来，我的妻子在小说中被描述为“狭隘、保守、固执”，但她在城市中却更加游刃有余，这让我重新认识到她，产生了由衷的钦佩之情。
与鲁迅的《伤逝》和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相比，同样是写男女关系的故事，《我们夫妻之间》明显具有时代差异。在李洁非的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对萧也牧写作动机的剖析。康濯在《我对萧也牧创作思想的看法》中披露，萧也牧认为：“今天我们进入了城市，读者对象广泛了，局面大了，作品也应该有所改变，作品里应该加一些‘感情’，加一些‘新’的东西，‘生动’的东西，语言也应该‘提高’些，可以适当用一些俗语，‘活’的、‘通俗化’的东西，这是不可怕的，这样才能使读者喜欢，也容易使读者懂得作者说了什么。”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我们夫妻之间》正是萧也牧在尝试创作中加入了更多生动的元素，语言更加通俗化，以吸引更广泛的读者群体。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对进城工农阶级的关心和对他们生活状态的思考。
然而，正是因为这种新的创作风格和观点，引发了当时文艺界内部的争议和批评。一方面，有人认为《我们夫妻之间》过于平庸，失去了文艺作品应有的高度和内涵；另一方面，也有人担心这种俗语化的倾向会影响文艺作品的质量，并引发社会上的不良影响。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任何与新政权观点相左的文学作品都可能被定性为右派，并受到严厉批判和迫害。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我们夫妻之间》虽然在某些方面存在一些庸俗化的倾向，但它依然是表达作者对工农阶级生活的关注和思考的作品。在历史背景下，我们应该理解和审视这篇作品，而不仅仅是一味地批评它。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文学作品的评判标准是多样的，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审美观点和价值取向，我们需要以开放的心态去欣赏和评价不同类型的作品。
总之，萧也牧的《我们夫妻之间》是一部有趣的作品，它探讨了进城工农阶级夫妻的生活矛盾和心理变化。尽管在当时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和迫害，但我们今天应该以客观的态度来理解和欣赏这篇作品，并反思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价值观念。文学作品的多样性和变化是需要被尊重和包容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体验到文学的魅力和内涵。
